霸道总裁汉武帝的用人逻辑:平民精英强势崛起,高效运转西汉帝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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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才辈出,他们出身底层, 极具冒险意识、进取精神,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卫青、霍去病。这些平民精英建功立业,迅速崛起,“盖世必有非常之人,然后有非常之事;有非常之事,然后有非常之功。”这是一个由众多“非常之人”建立“非常之功”的时代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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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人物的崛起


卫青、霍去病出身低贱,具有极强的冒险、进取精神,全凭个人能力与军功不断获得封赏,越级提拔,直至位极人臣,他们二人是这些“小人物”的最杰出代表。“小人物”没有家世背景,只能凭借个人能力与功劳获得升迁,因此积极进取,勇于开拓,极富创造力,这些正好符合汉武帝改弦更张、创立不世之功的要求。


汉武帝的“内朝智囊团”就是由他提拔的平民精英组成的,他们足智多谋,当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提出某项决策方案,汉武帝就让内朝扮演“反对党”的角色诘难辩论, 这些人中包括了庄助、朱买臣、主父偃、吾丘寿王等。


朱买臣与庄助都是会稽郡吴县(今江苏省苏州市)人, 虽然家中贫穷,但爱好读书,不治产业,以砍柴为生,常常一边担着柴薪走路,一边读书朗诵。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,好几次阻止他,但朱买臣越来越大声,妻子觉得羞耻, 要求离婚。朱买臣笑着说“我50岁时就要富贵,如今已经40 岁多了。你受苦太久,等待我富贵了会报答你。”妻子愤怒地回答道“像你这种人,只会在沟渠中饿死,哪里能富贵!”朱买臣眼看无法挽留妻子,就答应了离婚。过了几年,朱买臣去长安诣阙上书,但很久得不到答复,连饭都没有吃,幸亏同乡庄助引荐,得以见到汉武帝,为他解说《春秋》和《楚辞》,深受汉武帝赏识,拜为中大夫,并成为内朝侍中。前妻自杀后,朱买臣还给了她丈夫安葬的费用。他又召见了所有当年给他饭吃、有恩于他的故人,一一报答。



汉朝选拔人才,一开始是任用开国功臣集团,即司马迁所说的“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,会天下初定,将相公卿皆军吏”。汉景帝执政后期,开始任用汉文帝的旧臣、因平定七国之乱而封侯的新一代军功贵族建陵侯卫绾为丞相,直至汉武帝继位后才被罢免。汉朝开国后的80余年里,除一位外戚贵族外,担任丞相的都是军功贵族或其世袭侯爵的子孙,直至平民丞相公孙弘的出现。


公孙弘是一位儒生,大器晚成,早年在海边放猪为生。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,汉武帝刚刚即位,招纳天下贤良、文学之士,年已花甲的公孙弘被招为博士,但后因出使匈奴不称职被免。十年后的元光五年(公元前130年), 已是古稀之年仍旧“状貌甚丽”的公孙弘被家乡菑川国推举,应征文学之士,因对策被汉武帝赏识,以第一名再次成为博士,后来被提拔为御史大夫,直至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年),以高龄被任命为丞相,并被封为平津侯。



另一位深受汉武帝赏识的平民精英是主父偃,他是齐国临菑人,属于纵横家学派。他五分3d一直不如意,穷困潦倒。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,他到达长安,投在了卫青门下,仍然不得志,钱财早已用尽,但久居不去,因此其他门客都很讨厌他。主父偃感到山穷水尽,便直接去宫门给汉武帝上书,不想早晨上书,当天傍晚时分就被汉武帝召见。主父偃最重要的建议是“推恩令”和主建议汉武帝不要放弃卫青收复的秦朝故土河南地,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。主父偃是个性乖戾张扬,过分恃才傲物,蔑视社会规则,又急功近利,急于建功立业,结果不久之后,便因为逼死了齐王,又向诸侯索取贿赂,而被担心遭他陷害的赵王告发,以致最终被族诛。



这也许是平民精英难以避免的缺陷,他们在底层穷困太久,心理失衡,忌恨上层,一旦上位,出于补偿心理, 得志便猖狂,个性张扬,不管不顾,没有原则。一度被汉武帝器重的庄助、朱买臣、吾丘寿王最终都被诛杀,绝非偶然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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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世家大族与平民精英的冲突


公孙弘常常与公卿大臣商量好了意见,但到了汉武帝面前,如果发现形势不对,就会立即背弃与群臣的约定,顺从汉武帝。但公孙弘并非一无是处,他曾竭力主张放弃经营西南夷,放弃设置朔方郡、沧海郡(治所在今朝鲜)而未果,于是劝汉武帝至少放弃西南夷、沧海郡而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。这是汉武帝从政期间做的一件节省民力的善事。汉武帝并不指望公孙弘这个丞相真的能做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,真正的军国大事实际全由他自己乾纲独断,公孙弘只是一个摆饰,丞相也只是备位而已。


汉武帝敬重的其实是汲黯这样刚正不阿的人。汲黯的家族历经了周、秦、汉三朝,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—“十世为公卿”。他为人傲慢,不讲究礼数,会当场让人下不了台, 因此人缘不好,但他爱憎分明,直言敢谏;他信奉黄老学说,为官清静无为,但注重民生,在太守任上,将东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一次河内郡(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)失火,烧毁了1000余户人家,汉武帝派遣汲黯前去视察,他回来报告说“火灾不足忧,但是现在河内一万余家百姓被水旱灾害波及,发生了父子相食的情况,我就见机行事,手持天子符节,将河内郡仓库中的粮食发放给了灾民。现在请陛下治我矫诏之罪。”


汉武帝认为汲黯做得正确,没有治他的罪。汉朝法治严厉,矫诏是重罪,汲黯这样做,是将百姓疾苦放在了个人生死之上,与那些以损害民众利益来取悦上级的官员真是天差地别。



汉武帝杀伐决断,视臣民性命如草芥,在他执政的54年里,除了汲黯,几乎没有其他人敢这样顶撞他。他很了解汲黯的为人,一次他问庄助对汲黯的看法,庄助回答说“汲黯的行政能力一般,但却非常有原则性,不为利益、威吓所动,适合辅佐少年君主,维护社稷。”汉武帝点头称是“古有社稷之臣,至如黯,近之矣。


为了征伐四夷,恢复秦朝版图并开疆拓土,就必须要实行中央集权,以便能更有效地集中各种资源,汉武帝提拔、重用有一技之长的平民精英就是为此。



汲黯与公孙弘、张汤间的矛盾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矛盾, 也是世家贵族与平民精英之间的矛盾,是这一时代大背景的生动反映。在这一大转型的时代,世家贵族开始没落,平民精英快速崛起,两者发生了激烈的矛盾,平民精英动摇了世家贵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,两者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。


如果将汉朝看成是一家公司,汉武帝就是一位绝对控股、握有最高权力的董事长兼CEO,他的管理风格是大胆进取,积极开拓市场,特别热衷于兼并其他公司;他手下的大臣们就是各级的部门经理或业务员,汉武帝总是分派给他们极高的业务指标,完成了就重赏(封侯),失败了轻则降级(除爵),重则开除(死罪)。由于赏罚极为分明,一些积极进取的底层职员常常能提出一项项极富创意、胆略但会遭到他们上级主管反对的项目计划,这些计划总是能得到董事长兼CEO的大力支持,而且总是能获得成功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对于对手们来说,这种公司实在是太可怕了。



汲黯对汉武帝的评价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可谓一针见血。人人都有欲望,马斯洛理论将人的欲望需求按层次从低到高分成了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。汉武帝贵为天子,前四类的欲望需求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,他所追求的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,即对内大一统、对外征服四夷、开疆拓土。因此强调清心寡欲的黄老学说不能满足他的需要,虽然儒家学说强调大一统符合他的理想,但儒家同时强调“王道”,强调道德礼义的教化,需要施行仁政,君主更要以身作则,成圣成仁,这要求君主克制自己的欲望,不能好大喜功,显然,儒家学说也不能完全满足汉武帝的需要,他真正信奉的是“霸、王之道”。


西汉继承了秦朝的严刑峻法,到了汉武帝时期,更是严厉打击豪强、权贵,这不仅是为了抑制贫富分化,维护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,也是为了在官僚掌握大量资源的背景下有效抑制贪腐,虽然方法非常简单粗暴,但在缺乏先进技术手段的前提下,却行之有效。


 《盛世:西汉》
作者: 侯杨方 
出版社: 中信出版集团2019-6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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